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结合全国全市广泛开展的“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西南大学纪委举办了“壮丽70年·风正扬帆恰当时”系列征集评选活动。各二级党组织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校师生踊跃参与，充分展示了学校廉洁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其中，离退休党委选送作品《曾经的人和事，总让人心旌摇荡》被推荐参加由市纪委监委主办，市妇联协办，华龙网、第1眼、风正巴渝微信（网站）、《党风廉政》等媒体支持的“壮丽70年·风正扬帆恰当时”系列征集评选活动，并喜获“征文类优秀奖”，西南大学也成为本次活动中唯一的获奖高校。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遴选部分优秀作品予以刊登。
1990年3月30号的下午，西师礼堂，全校党员大会正在这里举行，时任党委书记在会上谈到近期学校新竣工的新房时，宣布了一条让与会者惊讶的决定：校党委常委，一律不申请分新房！
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潮的掌声响彻在礼堂。须知，房呀房，是当时多少家庭半生的渴望，多少新婚夫妇最热切的梦想。
当时的西师，事业在发展，规模在扩大。由于历史欠债太多，教职工们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还不太理想，尤其是住房更是极度紧缺，许多年轻夫妇不得不与别人合住筒子楼。为了多间房子，曾经出现过年轻老师持刀要挟分管房子的领导：不分房就自残！为了逐步解决教工住房问题，学校领导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1990年那年竣工新房340套。
乔迁的希望就在眼前，大家翘首以盼。
按分房条例，7名常委大多有资格分配新房。他们中好几位都住的旧房，有位常委还住在不配套的夹壁平房，潮湿阴冷，爱人又患有风湿病；另一位常委，上有八旬老母瘫痪在床，祖孙三代，拥挤在仅有50多平米的二居室里，房管部门几次提出为他换一套面积稍宽的住房，他都婉言谢绝。盼新房，终于盼来这次大范围的新房调整。然而340套新房对于上千个家庭，仍然是杯水车薪。想到新房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需要，党委常委们会前统一了思想，作出了不参加新房分配的决定。
党委常委不分新房——校领导在三百多套新房面前的集体表态，赢得全校师生的热烈回响，不少处级干部和教师庚即响应，参加到“不分新房”行列，以行动说明了利益分配面前，什么才是先忧后乐精神，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应有的气象！
1990年代初期的一天，明明好端端的的陈重穆教授突然“病了”！这事儿发生在香港国际代数学术会议召开的前夕。
陈重穆教授曾任西南师范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的代数学家，他在群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早已享誉国际数学界。香港国际代数学术会议特意致函陈重穆先生，盛邀先生莅会，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陈重穆的弟子——群论研究的后起之秀施武杰教授。那些年，国际学术会议不多，参会的机会十分难得，正当师徒二人为出席香港国际学术会议作准备的时候，陈先生获悉，为了节约有限的经费，上级要求同一国际学术会议只能去一人。二选一，只能去一人，参会者必然该是资深的陈重穆教授！陈重穆想到了弟子，他要“给年轻的施武杰多一些机会”，又不想让弟子感到是他在故意相让，于是他让自己突然“病了”。陈先生因“病”促成了施武杰一个人的香港之行。
要说身体，陈重穆教授的确有些不太好。儿童时期因患小儿麻痹留下右脚微跛的后遗症，80年代又罹患重度甲亢被长期折磨，但这些病患在他看来都不应该成为影响他工作的因素。人过60岁，常有真病的时候，生了病的他，却不一定在病床。记得有年数学教育方向的研究生举办研讨会，邀请陈先生参加。不巧的是那些天，气温骤降，陈重穆教授感冒了，病势汹汹，来得很陡，研究生们都认为陈先生不会去了。研讨会就要开始了，学生们看见了陈先生，——他正拖着行动不便的身子冒雨走来，走进教室，走进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学生中间！
那时的某位老师：
没留下姓名，却将清白留在泛黄的信封里
2012年夏天，一个周末的晚上，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下班，大家吃过盒饭，又回到库房加班。那段时间，学校办公室调整，各部门清理出来大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废旧文稿，准备送往指定工厂化浆处理。担心其中含有校史研究价值的材料被当成“废纸”毁掉，档案馆的同志将这批废旧文稿截了下来，利用晚上加班清理，以避免可能富含校史研究价值的材料毁弃。
天气十分炎热。大家拥挤在狭小的库房，所幸办公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空调在送着冷气，净水机在满足着口渴者的不时之需。与窗明几净的办公条件格格不入的倒是那些尘封已久的文稿以及包装它们的纸袋箱包，它们几乎都被鼠啮虫咬过，被潮湿洇浸过，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霉变味道。
静静的库房里面，只有翻阅纸张的声音、搬动纸袋箱包的声音和因灰尘呛喉而出现的偶尔的喷嚏，工作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突然有人大呼一声“假币”！大家被这突然而起的尖叫惊了一下，全都扭头朝向发出惊叫的那人。——刚工作没两年的小姑娘郭兰，满脸通红，高声叫到：她找到一张三元的假币。
郭兰一手捏个发黄的信封，一手高扬一张所谓的“假币”，一边说着她的判断。是啊，这位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她见过一元、二元、五元、十元的纸币，何曾见过、或者听说过有三元的纸币！在这个泛黄的脏兮兮的信封里竟有一张“叁元”，不是假币又是什么？
大家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都十分好奇地围了过去看稀奇。
这是一张整体颜色为淡绿色的纸币，正面两端各有繁体“叁元”字样，下面标着“1953年”，正上方为“中国人民银行”六个隶字，中间绘有一石桥；纸币的背面有花纹、国徽，有汉、蒙、维、藏四种文字标注的币值，花边及底纹颜色与正面相同。我这位档案馆的“长者”，也对“叁元”纸币毫无印象，但却听说过上世纪的50年代中后期国家的确流通过“叁元”纸币，它作为我国唯一一张三元面额的纸币，因为早已退出流通，目前存世量极少，已然成为了一款难得一见的藏品。年轻人反应快，迅速上网查证了解，原来这张3元纸币，它的收藏价竟然已经高达上万元！
“叁元”来自何处？大家的兴奋点迅速转移到“叁元”的来路。
我从泛黄的旧信封里掏出一页手掌大小的登记表。由于时间久远，原本十分粗糙的登记表早已霉烂，只是尚有文字勉强可辨。表上非常简单地记载了“叁元”的来路：本校老师上交；缘由：帮助学生，家长送钱感谢，主动上交，自证清白。这老师是谁？哪个系？哪一年？以什么方式帮助了学生……？泛黄的旧信封里，再无任何其他信息！
库房里，突然的沉寂替代了短暂的喧哗，大家陷入沉思，也许都在猜想，那个没留姓名的老师，究竟做了什么感动家长的事儿，竟让学生家长厚礼相谢？须知，在那个年代，三元钱足够一个人生活一个月！这位老师，视上缴“谢礼”为教师本色，可见他/她对教师的清白有多么的看重，对教师职业操守有多么强烈的意识和担当。
大家纷纷建议，要让这张“叁元”，作为西南大学校史馆的重要展品永久收藏，要让它在校园文化和廉洁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方面发挥作用！
